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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经济70年•亲历者|杨毅强:中国航天三个20年背后的科
 

加入时间:2019-11-10 13:34:03  点击:1634 

1988年,邓小平指出: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,是第一生产力。”在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的思想指导下,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得到了逐步推进和快速提升。1995年,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讲话,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...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了他对科学技术的深刻见解。2016年5月,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表示:“中国科技界应坚定创新信心,坚定世界第一的雄心,努力开拓独特创造力,敢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,提出更多原创理论,做出更多原创发现,努力实现重要科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, 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新方向,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权。” 载人航天、龙入海、高铁出国...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成果已经培养了中国人民的脊梁。

2010年8月27日,中国首艘自主设计、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首次打破了3700米水深的纪录。从那以后,5000米和7000米两类的海上试验相继成功。(新华社)

中国航天工业的发展生动地说明了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的明智论断。

我于1987年进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,当时航天工业仍处于最低点。新中国的航天工业已经有63年的历史,其中我经历了31年,大约一半的时间。

开始:钱学森给中国航天工业留下了什么遗产?

如果把中国航天60年的历史分成三个20年的时期,1978年以前的20年被认为是开始,但那个时代还有两件有价值的东西。

第一个方面是建立在那个时代的完整的科学研究和生产体系。第一个研究所(编者按: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所)也称为模型研究所(Model Institute),在这里进行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发。除了研究所的总部之外,其基本结构还包括总务部、设计院,即各种火箭系统的设计院,以及许多“七头”专业研究所,如703研究所,即材料技术研究所。此外,还有与苏联模式非常一致的试验站和相应的工厂。

第二个方面是钱学森留下了一套空间管理概念,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:第一个是系统工程,第二个是技术民主,一直坚持到现在。

系统工程的核心首先是一切从属于整体。俗话说,“一加一大于二”。具体体现为总体设计部门。通过这一组织的安排,可以确保诸如太空飞行这样的大型项目的优化。其次,所有项目都必须有严格的开发程序。1963年,钱老提出在开发东风3型导弹时要制定严格的开发程序。钱老特别提议进行充分的地面试验。

钱老给我们留下了第二个技术民主的概念。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比苏联好。例如,俄罗斯航天工业近年来经历了挫折。除了经济衰退和人才缺乏,最大的问题在于管理。设计师无限责任带来的问题是极度不稳定,许多低层次的问题已经出现。例如,火箭的最高速度是相反的,因为它们不是由一套严格的系统文件和操作文件来评估的,而是由人来评估的。

起飞:为什么中国的太空飞行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挫折?

从1978年到1999年的20年间,中国的太空飞行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,科技事业得到振兴,特别是在1978年至1990年代初的十年里,这是收获季节,例如成功完成了第一颗通信卫星的发射,向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,以及巨型1号导弹的水下发射。

然而,从1990年代初到1999年,它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。那时,我们经历了许多失败,并开始思考原因。

那时,我们在思考中使用了一句流行的话:"旧的已经失去,新的还没有学会。"你说“老迷路”是什么意思?过去,第一学院的主要力量是1960年至1965年间的大学生。他们学习苏联的风格,依靠人民的极端责任感来开展工作。主力部队于20世纪90年代退役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没有大学生,这意味着有十年的差距。随着这些人的退休,旧的苏联式的东西都消失了,但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仍然没有学会如何依靠系统来管理他们,这在当时造成了许多失败。因此,我认为当时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。

例如,我们当时谈论最多的是技术调零——精确定位、明确机制、问题重现、有效措施和类比。

首先,这个问题应该明确界定。问题出现后,其他工业领域首先想到的是更换它。例如,如果灯泡坏了,它会被更换,但它很少探究为什么坏了。太空本身是一个高风险行业,特别是对于运载火箭来说,无论成功还是失败,都没有更换的可能,所以定位必须准确。其次,机制应该明确,也就是为什么会有问题?另一个是问题的反复出现。当问题被发现时,它将被重复,然后将有措施来验证它。最后是从一个类比中得出另一个类比。

此外,当时我们也有一个想法:所有的技术问题背后都有根深蒂固的管理问题。例如,有一次在西昌发射场,一个人举起一个关键部件,这个部件被打碎了,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故。然而,简单地将其归因于相关人员的责任感不强,这将是过于武断的。事实上,有两件事值得思考:第一,职位分配是否合理。例如,有关人员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凌晨3点,当天早上又忙了8个小时,这是人力管理的问题。第二,机器能在手段上代替人吗?

因此,当时我们提出了零管理,即明确流程、明确责任、落实措施、严肃处理,最后完善规章制度。我认为美国人在这方面的严谨值得学习。我经常举一个例子,比如说,美国人挂一颗卫星,有20多种表格,清楚地定义了每个人的责任,挂钩和悬挂点之间必须有一个标志。可能只需要一分钟就能抬起来,但准备工作需要半个小时,因为抬起来的不是砖块,而是一艘高价值的飞船。一方面,美国人可以依靠一套严格的系统文件来控制许多风险,同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影响他们的工作。

因此,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从加强管理到规范管理的转变。所谓加强管理就是依靠惩罚,而标准化管理就是依靠一套严格的标准。因此,中国航天开始建立自己的质量管理体系。

例如,从源头上把握产品质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从航天部件的选择到选择后的订购,再到复验,再到安装前的检验。例如,在重新检查阶段,如果购买了100个电路,将随机选择10个电路进行破坏性测试。如果其中一个电路坏了,这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,但是如果两三个电路坏了,那么这些电路就可能报废。

这种严密的制度保证了我们在后期很少失败。可以说,1978年至1999年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。同时,我们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失误和人员流失的痛苦。

跨越:成为二等空间强国

20世纪90年代,中国与法国、日本、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仍有很大差距。然而,经过多年的跨越式发展,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航天国家,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:实施重大项目,如熟悉的载人航天项目;另一个例子是月球探测项目,其中“盘旋”和“坠落”已经实现。另一个例子是以北斗为代表的主要空间设施的建设。另一个是新一代运载火箭的开发。

新一代运载火箭分为长五、长六、长七和长十一四种类型。“长五”的特点是“大”,其低轨道运载能力可达25吨。嫦娥7号是一枚中型火箭,低轨道运载能力约为13吨。长6和长11是小型火箭,长11是唯一的固体火箭。

在昌11项目的时候,许多人认为固体火箭是无用的。当时,我们提出,一方面,我们应该满足国家的一些紧急需求,而另一方面,我们应该满足商业化和国际化的需求。实心小型火箭集成速度很快。如果发动机和其他部件妥善储存在仓库中,组装可以在6个月内完成,发射可以在运输到发射场后7天内完成。这对需要快速联网的小型卫星非常重要。

此外,固体火箭有价格优势。目前,从国外发射的卫星价格约为每公斤30万至40万元,而从国内发射的卫星价格约为每公斤10万至20万元。固体火箭发射卫星的价格相对便宜,长11的价格约为每公斤15万元。

嫦娥11号已经成功发射多次,嫦娥5号、嫦娥6号和嫦娥7号的首次飞行也取得了成功。新一代运载火箭为随后的嫦娥九号,即登月火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我做了一个统计,从1970年到1978年发射了12枚火箭,从1979年到1999年发射了第54枚,2007年发射了第100枚。也就是说,在2007年之前,30多年里发射了100枚火箭,而2014年的第200枚火箭,也就是说,7年内的发射次数高于前几十年。从中国在轨卫星的数量来看,目前大约有200颗,仅次于美国。这些指标反映了空间力量的状况。

中国航天工业的特点也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梯队,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。

(听写:杨益强,写作: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陈伟山)

编者:陈伟山

2019年第18期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封面(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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